万维生先生在2001年6月“语惊四座”地说：“全面胜利”(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根本不是“一片红”(即“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第一稿以后，于2003年8月在《集邮》增刊第8期发表文章《我画“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的故事》，陈述设计“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的经过，回应集邮界的一些疑问。他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这套邮票时，承认它的存在，说：“在此讲述自己画过的邮票，当然要如实说明：曾有过将毛主席和林彪(图像邮票)当作‘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第一画稿的误传，其实那是另一套邮票”，是哪一套邮票?他没有说，紧接着话锋一转，说这套邮票“由3人合作，有我参加，领袖像是另两位同志画的，我只画群众游行部分”。如按万先生2001年6月的说法，这套邮票当是由他、邵柏林、尹定邦设计的中共“九大”纪念邮票。按一位亲耳聆听过万维生先生“娓娓道来……”的同志文章所说，“其实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那一张是为纪念“九大”胜利召开而特别发行的邮票”(《天津集邮》，2003年第3期)。姑不论这种表述是否准确(中共“九大”于1969年4月召开，并未发行纪念邮票)，但却提出了“九大”纪念邮票图稿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是不是“九大”纪念邮票的问题。
我们首先应当肯定，为迎接中共“九大”的召开，邮电部军管会确曾将这一选题列入了《1968年邮票发行选题计划》。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全国实现了省、市、自治区夺权之后，要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转入“斗、批、改”，以实现从“大乱”达到“大治”的目的。为此，中共中央在1967年10月发出通知，征询关于召开“九大”的意见，并开始了准备工作。在此情况下，邮电部军管会在1967年12月15日制定的《1968年邮票发行选题计划》中“重大纪念活动组”，列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项。对如此重大选题，邮票发行部门提早组织设计是完全可能的。“九大”纪念邮票是何时开始设计的，由谁设计的，设计的图稿是怎样的，未见资料记载，但依万维生先生所言，是由他、邵柏林、尹定邦设计的，其图案曾说是“扛着领袖像游行的工农兵群众”(2001年6月22日《中国集邮报》总第592期)，现在又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即画面上有毛泽东和林彪挥手向群众致意的一幅图案。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
1、为纪念党的“九大”设计的邮票图稿，不大可能下方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字样，也不可能以此为邮票名称。根据纪念邮票的性质和要求，历来党的代表大会的邮票都以会议的全称为题，并在票面上有相应的文字和纪念时间的标记。而这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提法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庆祝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而发表社论的标题，是为纪念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使用的术语。
2、邮电部军管会于1968年9月24日发出通知，明确指出“从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兴起到西藏、新疆两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经过20个月伟大斗争，全国军民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至此，祖国(除台湾省外)山河实现了一片红”，“为了纪念这个大喜的事件，纪念这个具有世界革命重大意义的事件，订于1968年10月1日国庆节发行一套‘全国一片红’，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纪念邮票”。由此可见，“全面胜利”即“一片红”，是为纪念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而发行，并不是为纪念“九大”而设计的邮票。
3、据档案记载，这套邮票一套两枚，同一图案，8分、22分面值两种，在发行日前已大量印刷并交给邮票发行局邮票库8分面值邮票3400万枚、22分面值邮票180万枚。后因撤销发行销毁。按照邮票发行工作制度，其设计图稿，包括设计原图，效果图和版式设计图等，均应交邮票发行部门作为档案收藏，不可能保存在个人手中。
那么，万维生先生新亮相的“第一图稿”是不是不存在呢?我认为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个图稿是否就是万先生第一次所说的“九大”纪念邮票设计图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九大”在1968年没有开成，“九大”纪念邮票也只是在1968年列入了选题计划，进行了设计，而未进入讨论发行的程序。这是这幅图稿所以能够保存在万维生先生故纸堆里的重要原因。如果已列入了审查讨论，无论发行与否，这幅图稿都要存人发行档案，不会保存在万先生个人手中。那么，由于“九大”召开无期，有没有可能设计者在已设计的“九大”邮票图稿上设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为庆祝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发行的纪念邮票，并未列入《1968年邮票发行选题计划》，而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社论，邮电部军管会即决定发行邮票，其设计时间是很紧迫的，设计者在为“九大”设计的纪念邮票图稿上改绘设计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它们所纪念的事物虽然不同，但主题思想是很相近的，从现有的两种邮票图案来看，其票型、图案内容等，也是很相似的。如此说成立，那倒可以说万先生新亮相的图稿(“九大”纪念邮票图稿)，和“全面胜利”邮票，以及“一片红”邮票，也是有某种关系的，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全面胜利”是“一片红”的“第一稿”，而说“九大”纪念邮票图稿是“一片红”的“第一图稿”，那是说不通的。因为“全面胜利”(包括它的第一稿、第二稿)邮票与“一片红”邮票的发行目的是相同的，其邮票名称和图案内容也是一致的，且邮票编号都是文14，确是“一棵树上结的三个果”。而“九大”纪念邮票与“全面胜利”、与“一片红”邮票的发行目的不同，仅是在设计一种新的邮票时作为参照、借鉴，这和参照、借鉴任何人的任何邮票或邮票图稿的性质都是一样的。而且，严格地讲，万维生先生新亮相的图稿也算不上是邮票设计原图。邮票图稿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指“邮票设计过程中绘制的各种图稿的统称”(《中国集邮大辞典》第l版第126页)，包括邮票设计草图，邮票设计原图，效果图和版式图等，如果称万维生先生这张图稿是“一片红”的第一图稿，那它就是邮票设计原图，而邮票设计原图，应当是“用于印制邮票的设计图稿。它是经过审查批准的，根据工艺的要求，设计原图的尺寸在一般情况下为邮票原大小的4—6倍”(《中国集邮大辞典》第l版第126页)，它“除了主图外，还必须有国名(或邮政铭记)、面值，以及题名(图名)等文字”(《中国集邮百科全书》第80页)。万维生先生的这幅图稿未收藏在邮票发行档案中，而保存在自己手里，本身就说明这是未经领导审查讨论的设计画稿，不具有邮票设计原图的性质。在这个“第一图稿”上有邮政铭记和面值文字，但下方还有“‘全国山河一片红’第一稿，一九六八年画，万维生”字样，这很有可能是万先生发现此画稿时加上去的(如图)，这就更难以证明它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设计原图。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万维生先生把为纪念“九大”设计的邮票画稿，说成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第一图稿”，而把纪念“全国山河一片红”而设计和印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说成是为“九大”设计的邮票，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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