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对淮南区“稿”字邮票的几点看法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集邮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许锡良“新路东报与稿字邮票”获奖论文（以下简称许文）提供了一些“稿”字邮票发行的相关信息（中国集邮报和集邮博览全文刊登）。对许文提出的“对新路东报及稿字邮票的相关情况等作了调查了解、使存世的稿字四方连邮票的诞生的历史背景之谜得以解读，从而进一步验证了稿字邮票印刷、用纸的史实（内容提要）”论点笔者认为仍存在许多疑问，需进一步提供实物依据，现就先下列几点疑问求教于许锡良先生及广大爱好者。
    一、“稿”字邮票的确切发行时间
    1、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目录（1993年中国邮票博物馆编）记载：1942年发行。
    2、中国解放区邮票目录修订版（1998年人民邮电出版社）记载：1943年发行。
    3、中国解放区邮票史华东卷（1995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编）记载：1943年发行。
    4、中国邮票史第五卷（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编）记载：1943年初发行。
    5、中国集邮报（2005年10月）记载：1942年发行。
    6、集邮报（2005年10月）记载：1942年发行。
    7、沈曾华收藏邮品拍卖目录（2005年嘉德秋拍）记载：1942年发行。
    8、洪流邮趣（1999年版沈曾华著）记载：1942年发行。
    9、许文记述：发行上限1942年11—12月，发行下限1943年4—5月。
    按照上述诸家记载“稿”字邮票的确切发行时间到底是1942年还是1943年？具体的月份又是哪月呢？由于发行时间的不确定，造成了“稿”字邮票的发行单位和发行背景的叙述上存在着不正确、不全面及相互矛盾之处。
二、“稿”字邮票的发行单位
普遍认为“稿”字邮票是由淮南交通总站发行的，问题是淮南交通总站的成立具体时间为何年何月呢？
    1、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目录记载，淮南区交通总站成立于1942年。
    2、中国解放区邮票史华东卷记载：1943年2月建立淮南交通总站，与津浦路东交通总站合署办公，统一领导津浦路东、路西交通工作。
    3、中国邮票史第五卷记载：1942年春，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区党委和中共皖东津浦路西区党委组织部开始设立交通科……。1943年2月建立淮南交通总站，与津浦路东交通总站合署办公，统一领导津浦路东、路西交通工作。
    4、许文记述：抗日战争时期，淮南交通总站发行了“稿”字邮票。
综合上述记载，如果“稿”字邮票确系淮南交通总站发行，则发行时间必定在淮南交通总站建立后，即只可能在1943年2月或以后。反之如果认为“稿”字邮票发行于1942年或1943年初，则发行单位只能是皖东津浦路东交通总站或津浦路西交通总站，而不可能是淮南交通总站。
三、“稿“字邮票的发行背景
    1、许文记述：“稿”字邮票正是在当时《新路东》报开展轰轰烈烈的大众写作通讯运动，广泛发展通讯员队伍，建立健全通讯网后，为方便广大基层通讯员向《新路东》报与《路东农民》投寄稿件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2、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记载：《新路东》报社通联部同交通总站联系后，在淮南邮票上印个黑色“稿”字，通讯员写稿贴上这种邮票，邮资就由报社支付。
3、中国邮票史记载：同上。
4、洪流邮趣记述：当时（1943 年春起）在淮南向报社投稿贴用一种“稿”字专用邮票，这种邮票供记者、报社通讯员、或者有人向报社投稿时才能使用。
    5、中国集邮报和集邮报记述：为新闻稿件专用邮票。
    6、中国解放区邮票目录记载：为新闻稿件专用。
    综上所述，“稿”字邮票是经《新路东》报社通联部同淮南交通总站联系后发行，专供通讯员等写稿投寄新路东报社的稿件，邮资由报社支付，寄件人贴票免资。很难想象许文所披露的在如此重要革命岗位上工作的潘子仪老人竟然在当时的艰苦战争和严肃政治环境下，违反组织纪律，将专供通讯员投稿使用的“稿”字邮票（有价凭证）寄给妻子，用于家里的通信联系。如许文记述的是事实，则直接反映了当时潘子仪老人的政治觉悟水平和新路东报社对“稿”字邮票使用管理的混乱状况，违背了战时的节约原则。另外对私人间的通信使用（潘子仪现象）和赠送收藏情况（汤若泉、周世民、沈曾华等现象），报社和淮南交通总站又如何正确统计及结算呢？
    四、“稿”字邮票的印刷版别
    1、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记载：系利用淮南区五角星图邮票的子模，改刷红色。在五角星中央面值20处，加盖一黑色宋体字“稿”字。
    2、中国邮票史记载：系利用淮南区五角星图邮票的子模（绿五角星图邮票原木刻印版），改刷红色……。在五角星中央面值“20”分处，加盖黑色宋体“稿”字。
    3、洪流邮趣记载：这种邮票是用“私”邮的模版改成红色，上面加盖一个大的黑色“稿”字。
    4、许文记述：邮票由木刻版拓成石版，再在用过的电讯稿纸上印制成两套色的邮票，五角星中央印一黑色“稿”字。
    5、中国集邮报、集邮报和嘉德拍目都记述为：系利用交通总站同年（1942年）发行的面值20分浅绿色五角星图邮票版模印刷，在印刷时刷色改为红色，其上加盖一个黑色二号宋体“稿”字。
    综上所述，为发行使用量很小，且为单一报社投稿使用，是否有必要将本刻板拓成石版（中国邮票史称用原木刻印版改色）再改色印制成两套色邮票呢（石印版还是木刻版）？倒不如直接在当时使用的绿五角星票上加盖黑色“稿”字，更能体现节约原则又不影响使用效果。
五、“稿“字邮票的用纸
    1、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记载：此票系印在新华社电报纸（小32开新闻纸）背面。
    2、中国邮票史记载：由报社用抄收新华社电讯稿纸的背面印刷。
    3、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目录记载：报纸。
    4、中国解放区邮票目录记载：报纸。
    5、中国集邮报、集邮报均称印刷于电报号码纸背面。
6、洪流邮趣记载：“稿”字邮票也是用用过的电码纸的背面印制的……。因此，已知的“稿”字邮票背面，都能见到已写过的电码及译文。
    7、许文记述：邮票由木刻版拓成石版，再在用过的电讯稿纸上印制成两套色的邮票……。为节省纸张与印刷费用，是利用报社印刷厂的机器和用过的电讯稿纸背面来印制的“稿”字邮票……。沈曾华“稿”字四方连邮票反面的彩色照片经他（潘子仪）辨认确认此电报纸为《新路东》报时所用，从笔迹看这段阿拉伯数字电文恰正是由他抄收的，中文译文由译电员何群译写的。
    综上所述，除许文和洪流邮趣外，并未明确“稿”字邮票一定全部采用已用过的电讯稿纸的背面印制。除原沈曾华的四方连外，已知的“稿”字邮票难道都是用已用过的电讯纸的背面印制的吗？据笔者了解至少中国邮票博物馆的“稿”字邮票藏品的背面即为空白格子的，未曾写过电码及译文，难道邮票博物馆藏品的来路不正吗？至于许文叙述的潘子仪老人指认的“稿”字四方连上的笔迹为他所写，笔者认为需提供确凿证据，至少应该将老人40年代的亲笔文书实物及“稿”字四方连实物交由我国有关部门通过科学全面鉴定后出具笔迹鉴定证书，以证明“稿”字四方连背面的阿拉伯数字电文确为潘子仪老人当年所写。
    六、“稿”字邮票的使用
所有上述资料都记载“稿”字邮票是《新路东》报社为便利邮资结算，在征得淮南交通总站（1943年2月建立）同意后印发，供通讯员投稿时免费使用。那么当时（1942年底至1943年初）淮南区（皖东津浦路东和津浦路西）执行的邮资标准是怎样的呢？请知情者拿出原始资料或邮政实物供广大爱好者研究。另据《中国邮票史》和《中国解放区邮票史》称1943年1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由苏北迁至淮南区后，与各抗日部队的通信联络任务日益繁重，个人通信量也大增，原已实行的无代价供应无面值邮票的办法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因此再实行有价邮票制度。淮南交通总站于 1943年8月才刚开始发行“暂作”面值邮票(1943年夏仍新发行第二版无面值邮票)，如此则在1943年夏季前淮南区（包括合并前的津浦路东交通总站和津浦路西交通总站）实行所有邮件免费寄递，这样“稿”字邮票如果发行时间早于1943年夏（1943年6月底前）则根本不存在“为便于结算邮资由报社支付”而由报社发行“稿”字邮票的结论，如果认为杨秉超等的回忆是正确的，那么“稿”字邮票的发行日期应在1943年夏季以后。
    七、笔者对“稿”字邮票的研究看法
    1、“稿”字邮票的发行时间目前还无法找到确凿原始资料和邮政实物予以确定，各种书籍依据回忆认定的发行时间互相存在着矛盾和疑问，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
    2、“稿”字邮票的发行单位由于该票的发行时间未能确定故淮南交通总站发行的结论有待商榷，笔者认为存在着淮南交通总站、皖东津浦路东交通总站和津浦路西交通总站等三种发行单位的可能性。
    3、“稿”字邮票的版别目前也无法确定，《中国邮票史》等记载的三种版别的推定理由是不可信的，因为(1)缺乏可靠的档案文献资料，不能用回忆和讲故事代替科学认证。（2）缺乏大连张票和整版票的实物资料。（3）“稿”字邮票采用绿五角星图邮票印版改色印制的结论可靠吗?它是真实的事实吗?能否提供出可靠的档案文献资料或实物来证明先印绿五角星票后印红五角星票呢?实际上绿五角星票也存在着许多疑问都未解决（笔者另有专文论及)。
    4、“稿”字邮票用纸情况，许文和《洪流邮趣》的作者认为“稿”字邮票都是印在已用过的电讯稿纸反面，理由是“在当时纸张与经费紧张匮乏的情况下，为节省纸张和印刷费用”（均为猜测而非原始档案文献的记载），笔者认为该理由缺乏根据，是不可信的，这是因为(1)该时期的其它淮南区邮票为何不使用用过的电讯稿纸印制呢？它们的使用量和存世量大大多于“稿”字邮票按理更应该采用使用过的电讯稿纸印刷来体现节约精神，为何只有在印制使用面窄、用量少的新闻稿件专用邮票时才想到要节约呢？(2)许文披露报社每天要用掉100—300张电讯稿纸，按照目前认为的“稿”字邮票版式每天废纸可印刷2000—6000枚“稿”字邮票，那么需印刷多少枚“稿”字邮票才能体现出节约的效益呢？(3)目前已披露的空白电讯纸和白报纸印刷的“稿”字邮票数量大大多于使用过的电讯稿纸的印制品，其中包括中国邮票博物馆的藏品，它们可没有体现出节省纸张的精神啊，那又该作何种解释呢？总不能简单归于全部是伪造品吧？(4)如确系叙述的“在当时纸张与经费紧张匮乏的情况下，为节省纸张和印刷费用”的原因状况下，为何要重新排版再改变刷色单独印刷专用票，而不采用更经济节约实用的在原已在使用的邮票上盖上一个稿字的方法呢？
    5、“稿”字邮票的印制情况是（1）不存在利用绿色五角星图模版专门改刷红色用于印制“稿”字邮票的情况。（2）“稿”字邮票存在多种版别和使用多种纸质印制。（3）“稿”字邮票是直接利用当时正在使用的五角星图邮票机器加盖黑色稿字而成。（4）当时正在使用的五角星图邮票不仅有绿色票，而且还有红色票。（5）可能今后还会挖掘出底票为绿色五角星图的“稿”邮票。
    综上所述许文不仅没有将“稿”字四方连邮票的印刷、用纸的史实解读，而且又增加了新的疑惑。笔者认为原沈曾华的“稿”字四方连疑点多多，问世 20多年来未见有关部门出具过科学的鉴定报告，所见所闻都是所谓的个人回忆，而个人回忆又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现试举二例：(1)沈曾华和周世民在20多年前的回忆文章里都写道自己先到盱嘉县委工作后再结识新调来的对方，也不知究竟是谁搞错，这样简单的事情都回忆不清，又怎能保证所写的回忆文章都是正确的呢？(2)20多年前在讨论有关苏中区曾建立过五分区且发行苏中五分区“平”、“机”邮票之史实时，沈曾华与某位长者都以当事人的身份予以否定，这也反映了个人的经历和阅历是有限的，有时个人的回忆也会是错的和不全面的。可喜的是，许文作者找到了当事人潘子仪老先生，现在有条件可对该四方连的笔迹、纸张、油墨等作分析鉴定工作，希望能早日解开20多年来的某些疑问。笔者认为缺乏对实物的研究和鉴定，一切都是空谈，对所有有争议邮票的真伪认定只能用一个标准，不管是已有邮品还是新披露的邮品都应借助先进的科学设备进行精细化分析鉴定，使有关鉴定机构能掌握大量数据，用事实说话，确定其鉴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真金不怕火炼，事实胜于雄辩，拿出实物，共同认真研究和鉴定，抛弃口说无凭的方式，这样研究后的结果对我们的集邮事业才有促进作用，避免某些评审员出于私利将某件90年前的实物说成是近二年的东西这样的笑话。附图是新披露的“稿”字四方连和直双连，该二件邮品用纸为空白格子纸和白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