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897年扬州—上海—北京中式挂号封

1897年经扬州某信局邮递至上海后经官局挂号邮寄北京的实寄封（民转官），笔者认为存在疑问，在扬州原发信人准备由信局发寄北京的要函因故变动去申，为此，信件是直接从上海邮政局挂号邮寄去北京的。封背下方红色印章“上洋宝善街东/义仁盛第二家”，经细察应读成“上洋宝善街口/长仁里第二家”，是发件人地名章非上洋信局戳记。原件大清邮政手续完备，上贴有红印花小2分票，销戳、挂号戳、到达戳、提示戳齐全，只不过封背下方北京邮政局英汉大圆戳欠清，并非无到戳。
读《中国邮史》04第5期见到曹东辉先生文“1897年扬州至北京的实寄封”，上贴有红印花加盖邮票，鉴于文中未说明此封之来历，是本人收藏还是来源于拍目资料或邮友提供，所以起先以为红印花封又有了新的发现。经查阅台湾集邮家华裕宽先生新篇《红印花封片简执据存世考》巨著内编号第238号即是曹先生所介绍贴有红印花小2分的上海北京挂号封。
曹先生文中介绍：扬州上海北京实寄封，信封正面书“内安要家信烦速寄京都宣武门下斜街交南皮张宅内中州吴寓/吴老爷官印敬修开启/吴蓉荪缄寄”（落款下无地址）。封背中缝书“护八月二十九日扬州”，说明这封信是从扬州寄发。不过这封信寄发时扬州邮政局还未建立，所以信封上未见扬州邮戳，但从封面左上角的“紧要函件，速交酒酌付”字样可以得知，这封信的寄递是民信局办理的。由民信局将此信从扬州带到上海邮政局挂号寄往北京。信封背面盖有红色“R”戳和“挂号信件REGISTRED”中英文条形戳，左上角贴红印花加盖小字2分1枚，万寿加盖2分1枚，右上角有邮票脱落痕迹是件残封，票销兰色上海英汉大圆戳“ SHANGHAI上海邮政局26 SEP 97”另汉文“廿三年九月初一（光绪）”即1897年9月26日，左上方和下方也有英汉大圆戳印迹。民信局于阴历八月二十九日即阳历9月25日在扬州收件，第二天就到上海寄发工作效率相当高。到北京未盖到达戳却在信封背面盖兰色“信资付讫/别无索取”特戳，表示信资已付，大清邮政初期北京邮政局经常在收件上盖此类宣传戳以示国家邮政局同民信局的区别。……封背下方盖有一个红色印章“上洋宝善街东/义仁盛第二家”但扬州没有叫“上洋”的地方……此章是收受信件的民信局在上海机构的地址。曹文的介绍大致如此。
华裕宽先生著《红印花封片简执据存世考》编号第238号，1897.9.25扬州——上海——北京中文挂号封内介绍：邮资9分，红印花小2分1枚，小龙小字5分1枚，慈寿大字短距2分1枚。销票戳上海大圆戳（黑）9月26日。转口戳“上洋宝善街东/义仁盛第二家”民局戳（红）。标示戳上海中英文挂号信件戳（红）及大“R”戳（红）。北京“信资付讫，别无索取”戳（黑色）。附注：1、自扬州交民局带至上海后转官局挂号。2、上洋即上海，上洋民局在扬州有分店或联行代理。3、小龙小字5分为后贴。图片来源李保和先生。彩图显示封背有两种形式，一种加贴有小龙小字5分1枚，上有红色“R”戳局部，明显是补贴和补画上去的，另一种无此票同曹先生的介绍。
对照原件并参照《红印花封片简执据存世考》的说明以及曹先生文提出个人的一些认识以供邮界研讨。
1897年扬州经上海至北京的实寄封有两种版本，一种封背贴有小龙小字5分1枚上有红色“R”戳局部，明显是补贴和补画上去的，而其右上方也曾作修饰，看不出掉票和大圆戳痕迹；另一种无小龙小字5分票，下方红色“R”戳全部盖在信封上，右上方可见掉票和大圆戳痕迹，其余都相同。详可以见《红印花封片简执据存世考》第238号封两种版本的彩色附图以及《中国邮史》曹先生文中所列黑白附图。
曹先生文与华目原件彩图的差异，在曹文中介绍上海英汉大圆戳和北京“信资付讫/别无索取”两枚戳记都为兰色，而华裕宽先生彩色目录附图显示两戳都为黑色。此外封面左上角书“紧要函件，速交酒酌付”，内“祈”字错认成“件”字，读法也不妥，应是“紧要函/祈速交/酒酌付”才对。“酒酌付”也即“酒力酌付”，是民信局封中所常见的一种付费形式。
曹先生文与华裕宽先生《红印花封片简执据存世考》目录中的介绍共同的认识这是一件经扬州XX信局传递至上海后由上海邮政官局挂号邮寄北京的实寄封（民局转官局），其根据是信封的左上方书有信局托寄字语“紧要函祈速交酒酌付”，在封背下方又有一枚带花边书卷形红印章“上洋宝善街东/义仁盛第二家”，认为是一家民信局，全称“上洋义仁盛信局”？同时认为封背左下方盖的“信资付讫/别无索取”是北京邮政局的到达戳，本人认为值得商榷。据我所知十九世纪末在我国民信局尚非常兴旺，扬州、仙女镇、镇江沿长江和运河信局众多，是进京和通向长江流域各省市镇的重要通道。信局规章制度健全，处事认真，收寄信件时除注明收费形式之外，一律盖有本局戳记，以明责任。此件无戳不能确信是经扬州某信局代办。
其次，封背左下方所盖“上洋宝善街东/义仁盛第二家”，笔者认为此章不像信局戳记，是一枚商行的地名章。经过细察彩图中书卷式印章的文字应为“上洋宝善街口/长仁里第二家”并不是“……街东/义仁盛第二家”，是一枚标准的地名章，非信局戳记，这种形式商行地名章用于信封上是常见的。据此我的解释是在扬州原发信人准备在本地通过信局发寄，但当日吴蓉荪因故需折回上海，才临时决定回沪后从上海邮政局挂号寄出。鉴于原封在书写时未书明落款地址，为此吴蓉荪在发寄挂号函件时补盖了上海本号地名章（挂号邮件无落款地址是不能邮寄的），这样认识才比较合乎情理。当然也可以解释成当日有本号职员或亲友去上洋顺带信函袖递至上海后从邮局挂号寄发。因原件未经信局转递，在扬州和上海都未留下信局操办的痕迹，势在必然。在大清邮政建立之初沿江河海交通已经十分方便，邮路畅通。扬州镇江、杭州宁波等地邮件隔日到达上海在实物中是常见的，汉口经长江再跨海到宁波的邮件也不过四日，所以扬州至上海当日或隔日到达寄发并不稀罕。
再次，存疑的是当年大清官局建立之初邮政纪律森严，邮件量少，抵达北京的邮件特别是挂号函件不可能无到达戳，经反复观察华裕宽先生编著《红印花封片简执据存世考》目录第238号彩色附图，发现其封背下方发信人地名章上复盖有一枚北京英汉大圆戳，虽然不太清晰，但是隐约可见“PEKING”和汉文“京邮政局”落地戳，绝对不会是上海发件戳，疑问迎刃而解。曹文介绍北京落地盖“信资付讫，别无索取“戳（黑色），也只是有这种可能。此封在上海邮政局挂号贴票（预付邮资）寄发时，邮局窗口经办人见到原件左上方书有民信局收费惯例“酒酌付”字样，收件人要付给投递员酒资（邮资），不附合大清邮政官局的规定，为此特盖一枚“信资付讫，别无索取”提示戳，这是又一种可能。
在华裕宽先生新篇《红印花封片简执据存世考》巨著内编号第10号见到1897.3.13上海——永州官局转民局中文封，其正面书“内安要家书烦速寄湖南/永州府署呈/朱三姑太太启/号金已付酒资例/上海金利源朱缄”，封背左上方贴红印花小2分一枚，销棕色上海海关日戳3月13日，到汉口由信局转递至永州府，封背下方盖红色“汉口胡万昌老信局寓郭家巷此印专盖信扎不作XX”中转戳一枚，中缝书“护二月初拾日书”。华目附注：此为甚少之官局与民局联邮红印花封，深圳市世纪经典拍卖公司2001年12月16日拍目。实寄封证明1897年大清邮政局建立之初，在全国范围内有不少偏僻县城乡镇农村，特别是山区野岙官局无法投递，需要民局协助转递，一度出现官局和民局联邮合递实寄封。历史事实证明我国民营信局（邮局）在很长一段时期是商民以及官员通讯汇银和邮寄包裹什物的主力军，其服务地区和范围十分广泛深入。从《红印花封片简执据存世考》目录中浙江省26件实寄封观察几乎全部是洋人所发寄，没有一件是中国商民的信函，进一步说明在大清邮政官局建立之初商民并不信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通信汇银老百姓只相信民局。尤其是宁波、杭州的信局自清道咸以后发展迅速，规章制度建全，上门服务周到，项目众多，深受商民欢迎。遗憾的是长期以来邮界对我国自1840年前后所建立的近百年私营信局实物资料的收集研究探索和宣传极其薄弱，未能摆正位置而受冷遇，所幸对后期南方民信局的收集研究组集参展并在国内外大小报刊杂志进行广泛深入宣传，声势浩大，并获得了重大突破，收获丰盛，值得赞赏。
多年耒似有一股风，民信局封必需同大清官局搭上点界才“名贵”！才能受到青睐。曾多次发现作伪者采取在信局封上加贴上几张邮票或盖上几枚邮政戳记就变成“珍品”了，以迎合FIP邮展评审员的需求。当然笔者并非认为上述红印花挂号实寄封有伪作嫌疑，只是顺便带上一笔以引起邮界警觉。其实在笔者看耒不少早期信局封它的信息量历史研究价值和珍贵程度远远超过大清官局封，特别是清光绪初期及其之前的更为稀罕。1897之后的官转民或民转官实寄邮品尽管比较珍贵，但是作为民信局史耒说已经到了落日黄昏之时，它记录的仅仅只是同近代邮政平存时期的一段历史，有它的一定价值，但是对于民邮历史耒说已属晚期。当前最缺少和珍罕的还是货真价实的清咸丰时期的信局封，事至今日还没有见到一件清道光年代挂信局牌照盖信局戳记的实寄封！它的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收集和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只要持之以恒，狠下功夫，努力寻觅，深入挖掘，必定会有所获。当今问题是对民信局封和相关史料的重视和广泛收集研究探索的邮人太少了！笔者常感十分孤独和寂寞，远远不及南方邮人对侨批（南方民信局）的收集整理并组集参展来得热浪朝天。这些只是题外话。
上述分析仅供诸家参考，恳请方家指正则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