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开办国家邮政”之我见

10年前，即1996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了《中国邮政开办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包括4枚邮票和1枚小型张。没料到，10年后的今天，这套邮票的发行竟然成了一些专家议论的热门话题。笔者就此谈点粗浅的意见和看法，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995年2月23日，邮电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发了《关于开展纪念中国邮政成立一百周年活动的通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1996年3月20日，中国邮政成立一百周年。部决定组织纪念活动”。《通知》对纪念活动的筹备机构、指导思想、活动内容和基本要求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通知》宣布成立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有：办公厅、邮政司、外事司、财务司、邮政总局、邮电体协、邮电文史中心、中国集邮总公司、人民邮电报社、人民邮电出版社、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中国通信学会、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邮电工会全委会、北京市邮政管理局等共15个单位。领导小组由分管邮政工作的邮电部副部长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邮政司。

《通知》明确了纪念活动的指导思想：1、向社会广泛宣传我国邮政的发展历史、建设成就，展望未来发展前景，让全社会更多地了解邮政，支持邮政的发展；2、激发邮电职工的爱国热情，增强职工的敬业精神，自觉为邮政发展作贡献；3、有利于改善服务，方便用户，促进管理，提高效益；4、为1999年北京举办第22届万国邮联大会和世界邮展作准备。

《通和》提出了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举办21世纪中国邮政发展研讨会；编辑出版中国邮政发展纪念画册；发行中国邮政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举办亚太地区国际邮展、中国邮政发展史展览、全国邮电职工书画展览；制作以反映中国邮政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为题材的电视专题片；根据情况组织文艺活动。发行纪念邮票是纪念活动中的重头戏之一。

 邮电部为什么要开展中国邮政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为什么要发行《中国邮政开办一百周年》纪念邮票?说中国邮政成立一百周年也好，或者说中国邮政开办一百周年也罢，指的都是中国国家邮政一百周年。1896年3月20日，在洋务派晚清领军人物张之洞的力主下，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请准开办国家邮政的奏折，光绪皇帝当日朱批“依议钦此”四个字，批准开办国家邮政，即清代国家邮政，统称“大清邮政”。至于光绪皇帝是否圣明、是否尽责，需要由历史学家进行评说。但他的这个“御批”，可称得上是应顺历史潮流的“御批”，决不能将它与《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的“御批”混为一谈。1996年3月20日，国家邮电部发行《中国邮政开办一百周年》邮票，对国家邮政开办一百年的历史进行纪念，当然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一历史事件值得纪念，发行纪念邮票并无不妥之处。

早在邮电部发行《中国邮政开办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之前，一些书籍对清代国家邮政的开办就有明确的记载。比如，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祖国丛书《中国的邮驿与邮政》中这样写道：“1896年3月20日，清政府正式批准开办邮政”；“中国近代邮政由海关主管，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特有的怪现象”；“创办国家邮政是历史的必然”；  “促使清政府下决心成立国家邮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列强在华邮局的猖獗，对中国的通信主权侵犯日益严重”。

《中国的邮驿与邮政》一书中还说：“海关怎样同邮政联在一起了呢?事情还得从1860年说起，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签订了北京条约后，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外交和通商事务。1861年，英、法、俄、荚等国也在北京设立了公使馆。总理衙门承担了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使馆文件的运递业务，交驿站执行。由于捻军在北方的活动，南北道路并不安宁，如何保护外国使馆的来往公文，便成了总理衙门一件头疼的大事。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署迁到北京，来往于北京与上海间的外交公文也交驿站寄递。总理衙门干脆便将费力不讨好的外交文书的运送工作委托给海关，海关总税务司就是英国人赫德。由于他早就想插手中国邮政，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也就顺水推舟地应承了”。“1878年春天，赫德通过李鸿章的疏通，促使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意先由海关试办邮政，首先在北京、天津、上海、烟台和牛庄(今营口市)五个城市试行。”

 再看看由当代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邮电事业》中是怎样说的吧。由邮电部杨泰芳部长担任主编的《当代中国的邮电事业》一书在绪论中有“艰难创业的晚清邮电”一节，其中这样写道：“中国有识之士，早就主张中国自办邮政。邮政对公众开放，既可以加强国内外的通信联系，又是国家的一个财源。1859年，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洪仁轩在《资政新篇》中，就提出‘设立邮局’的规划。1888年，台湾省首先实行了改驿为邮。1895年，康有为上书建议由国家开办邮政。1896年3月，光绪皇帝正式批准了署理南洋大臣张之洞关于中国自办国家邮政的奏折，成立大清邮政，在全国办理邮政事务。”

显然，《中国的邮驿与邮政》和《当代中国的邮电事业》两本书中，对1896年3月开办清朝国家邮政都有令人信服的记载。如果“海关试办的是国家邮政”，以上引用《中国的邮驿与邮政》和《当代中国的邮电事业》中的有关论述必须改写；那么当年康有为也就缺乏上书建议国家开办邮政的理由，张之洞同样也没有必要呈报请准开办国家邮政的奏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邮票、邮资信封、邮资明信片、邮资邮简等邮资凭证由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发行”。邮票是国家的名片，发行邮票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邮票发行难免发生问题，发生问题可以争鸣、讨论。“一些邮政主管部门的官员”难免出现工作失误，出现失误应该受到批评。但即便胆子再大、水平再低，谅他也不敢“只抓住两个似是而非、不足为凭的证据”胡作非为，去拿“中华民国时期确定的3月20日 ‘邮政节’”当令箭，自作主张地去发行所谓“自相矛盾、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邮政开办一百周年》纪念邮票。据笔者所知，当年“邮政主管部门的官员”，上至部长，下至司长、处长、科员，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以“中华民国确定的3月20日“邮政节”’作为邮票发行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