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七月说”还不能推翻

天津市档案馆毕杰、张俊桓、许和平同志，根据馆藏档案中新发现的德璀琳有关大龙邮票的5封信，对天津正式发行大龙邮票的时间，提出了新的见解。他们认为，1878年8月18日前，天津没有正式发行过大龙邮票，并推论：3种面值汇齐之时，应是大龙邮票正式发行之日。
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诚然，新发现的德璀琳5封信件，都涉及到大龙邮票，但并没有提到具体的发行日期，因此，仅用这5封信来断定大龙邮票的发行日期，依据是不足的。

一、        邮资登记簿的继续使用，与发行邮票是两码事
1878年6月25日，德璀琳寄给牛庄海关税务司休士的第四号公函称：“我建议(邮资登记簿)只发给邮政的经常用户，偶然寄信的人应逐件支付现款。”(见1981年5月号《集邮》中《大龙邮票发行于1878年7月》)牛庄如此，天津也不例外。天津既然于7月24日起陆续收到5分银和3分银的大龙邮票，对那些“偶然寄信的人”，自然会售与邮票，而不会再逐件收取现款，更不会用邮资登记簿来代替邮票。
至于雷乐石信中提及的，所谓“人们已习惯并乐于使用邮资登记簿，而不习惯用新式的邮票。”这里所说的“人们”，显然是指已经领用过登记簿的经常用户，并不包括偶然寄信的人。如从“不习惯用新式邮票”这句话来分析，则更可说明邮票已在天津发行，而且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不然就谈不上习惯不习惯。

二、拨拉茂旦在上海私下发售大龙邮票之时，不等子天津尚未正式发行邮票
天津当时不仅是试办邮务中心，也是邮票分发中心。即使在上海印好的大龙邮票，也必须先送天津，再由天津向京沪各地发送，这是当时的规定。在邮票未发给上海之前，上海无权从造册处领取邮票发售，这是十分清楚的。欧瓦尔通过拨拉茂旦要求在上海就近购买邮票，德璀琳循私允许通融在沪售给欧瓦尔一些，这是不符合规定的。所以德璀琳才再三致函夏德，要求把这些邮票作为由沪寄津，再由津售给欧瓦尔的。其目的在于使之符合当时的邮票分发规定。此时不论天津是否发行邮票，德璀琳都必需这样做。然而由此怎能得出：“天津当时确实没有正式发行邮票”的结论?

德璀琳在1878年8月18日给夏德的信里说：收到了欧瓦尔一张81．50关平银的支票，以偿付购买大龙票款，并说：“我把欧瓦尔先生的汇款入账”。这就有力地说明在8月18日之前，邮票已经在天津发行，并建立了账册，不然的话，在8月18日收至该款后，何以能立即入账?因此，“上限不早于8月18日”之说，完全不能成立。
那么，德璀琳后来为什么直接出面寄给欧瓦尔1分银的邮票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在1978年8月24日以前，一直是在上海通过拨拉茂旦购票，直到8月24日他才开始写信给德璀琳请求买票，所以德璀琳也就直接将票寄给了他。
总之，德璀琳受命于赫德，在天津办理海关邮政，又是印制；发行第一套大龙邮票的主要决策人，他的一些来往信件，对探讨大龙邮票的发行日期，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但文中引用的5封信都没有提供任何足以推翻“七月说”的有力材料。
让我们继续调查，找到能证明发行日期的确凿资料，以解开这个百年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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