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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集邮报》 作者：王丰铨 时间：2003年5月13日23:9
上海工部书信（Shanghai Local Post Office）设局营业于1863年7月13日，1865年8月发行首套“上海工部大龙邮票”，该馆始创迄今138年。不少国内外集邮家研究工部邮票甚为狂热，在历年索斯比、克里斯蒂、Zurich等国际大拍卖行中精品迭出，价位屡创新高。尤以邮王周今觉长公子周炜良博士的集藏，于1997年2月索斯比开拍时达到最巅峰。一只1863年11月16日自上海寄至美国的上海工部第一古封（图一），其价位直逼1878年10月5日北京寄上海的海关大龙票第一古封。在邮票方面，据Mr.Beckeman〔瑞士〕言，有一枚票于20年前拍卖中曾出现同价位于红印花小壹圆的高价位，为版式#39号一分银的上海工部大龙票。这存世只4枚的珍邮20年来未入市面，也未得其应达到的合理新价位，倒是红印花小壹圆邮票，在有心购入典藏之集邮者众、粥少僧多情况下，价位扶摇直上，位居华邮之王（图一：1863年11月16日自上海寄USA的上海工部第一古封）。上海工部大龙票的使用时间约一年七个月，由于“按年捐金付邮资”制度的存在，以邮票寄贴者少，故存世尚未发现有贴票的实寄封。因此在4种戳型所使用过的旧票，存世仅约200枚，自然相形珍贵。1997年2月索斯比拍卖一枚版式#6号两分银销1865年8月6日最早日戳的旧票，或近期2001年4月于Unitric〔旭力〕要开拍的一枚版式#54号二分银新记录的旧票，其价位皆不逊于一个国际混贴、或三至五个国内平贴的海关大龙封〔存世约350只〕或红印花封〔存世近400只〕。上海工部邮票为11个商埠书信馆邮票的鼻祖，也是在中国境内最早使用邮票的邮政机构，有其倍受肯定的重要性，精珍邮品在质与量的比较下，价值性自然就有不卑不菲的公断。以“Shanghai Local Post”〔上海工部书信）为题材的邮集，参加世界邮票展览都有非常辉煌耀眼的成绩，例如：Mr. Charles Goodwyn〔英国）得金牌奖、Mr. Eric Beckeman〔瑞士）得金牌奖、Mr. Puvadon Techatewon（泰国）得大金牌奖，我国邮人亦在北京世界邮展得过大金奖，足见邮品之精珍，颇受肯定。查阅百年来研究有关上海工部书信馆的邮书，谓为专家巨著者，最早以1895年〔迄今106年〕Mr. W.B.Thornhill〔英国〕著《Shanghai》〔上海〕一书，专研大龙及小龙邮票的发行及版式，其后为1972年李颂平〔中国〕编著、陈兆汉〔香港〕校正一本《商埠邮票史》，Mr. Charles W.Dougan（美国）于1981年著《Shanghai Postal System》〔上海邮政系统〕，最后再经周炜良博士及Mr. Lyons F.Livingston〔美国〕于1990年8月著《The Shanghai Postal System》〔上海邮政系统〕，内容集大成、竟全功，在邮票发行、版式及邮史之研究更趋严密与完整。然而尚有某些疑惑未解的问题，却在近五年于上海市档案馆及上海图书馆的邮史资料中陆续被发现，配合存世邮品，解开了一百多年来待以印证的3点问题。本文将之论述释疑：一．上海工部局邮政，只是提供”外国洋人在华使用的邮政”，或是”华人与洋人都在共享的邮政”？二．上海工部书信馆首套”大龙邮票”之发行及使用日期，是否确定为1865年8月6日？三．周炜良博士生前文稿，后经Mr. William L.Kullman〔美国〕1996年编版的 《Shanghai Large Dragons》〔上海大龙〕，书中所记述之试模样票〔Essay〕编号E—1至E—9之9枚票，究竟为假造品或为真品？第一点问题，究竟上海工部局邮政，只是提供“外国洋人在华使用的邮政”，或是“华人与洋人都在共享的邮政”？近代有些邮学者作书或为文，谈到上海工部书信馆邮政，总喜欢引用一些振振有词“侵我大权，攘我大利”、“为外国洋人在华使用的邮政，绝不是国家邮政”等等字句，所用的字眼“我”及“国家”，指的是大清帝国及其后中央政府？查阅史实，“上海工部局邮政”确实不是“国家邮政”，但也不是“专供洋人在使用”，而是“华人与洋人在共享”。其与“海关邮政总署”及“大清国家邮政官局”设立之时距有15年及30年之久，何来邮政业务如此尖锐竞争，还相互地“大侵”、“大攘”呢？是对或错，以不乖离当时的背景条件，用唯物史观去评价，论点若有以偏概全，应可得证。兹论述如后：19世纪中末叶，列强为了贸易得利，清末的中国惨遭英京战役、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甲午战争，一连串的军事与经济入侵的血泪史。洋人索赔巨款、割埠据地，国人彻悟了弱国无外交，中国应自强的迫切。1859年颇富西方文化思想的学者洪仁玕〔太平天国洪秀全之族弟〕撰刊《资政新篇》，提出：“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为现代化国家邮政的概念，但未为采纳。那时的朝官对现代化邮政所知者无，加上长期的自闭门户，官方仍然沿用两千年古法的驿站作为邮递，民间则沿用五百年承传的民信局及其后的侨批局。由国父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对清朝官僚之贪官污吏、腐败落后、又闭关自守的批论，可晓谕当时的时代背景。清末的30年，也正是中国邮政迈向现代化的发轫期，其沿革大权所以被外国人控管，自有其历史原因。一位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初到北京就任海关总税务司，于1861年6月15日拜见恭亲王奕欣，便建议中国应“仿照西法”，创立现代化国家邮政。1866年1月赫德写了一篇《旁观论》，呈交大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容提到：“……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知，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外国之方便者不一而足，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其中“寄信电机”即指现代化邮政，清朝官吏并未予以重视。赫德一生对推动中国现代化国家邮政事业，在宣导、催生、废除旧制、业务竞争上的第一贡献，可谓不遗余力。1863年11月，清廷任命赫德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66年他以代递北京各国驻华使馆邮寄函件之权及职务之便，由海关开始试办邮政业务，并于1874年于上海等地设立海关邮务代办所。1876年〔光绪二年〕赫德再度叩关，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建言创办国家邮政官局。1878年3月23日清廷授权天津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V. Detring, 德国人〕综理其事，成立“海关邮务处”〔CPD. Customs Postal Department〕，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口开办海关邮政，由海关造册处筹印。大清官方于1878年7月下旬首次发行的“海关大龙邮票”。1896年3月20日光绪皇帝准奏，于北京设立“总邮政司署”〔IGP. Inspector General of Posts〕，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兼任。1897年2月2日在上海等地正式设立“大清邮政官局”，上海海关造册处长葛显礼〔H. Kopsch，英国人）兼全国邮政总办，在上海办公。以上综述了自1861年赫德对大清国家现代化邮政“仿照西法”提出了概念，1866年“寄信电机”的建议及海关开始试办邮政，1878年成立“海关邮务处”及发行大龙邮票，1896年在北京设立“总邮政司署”，及翌年“大清邮政官局”的成立。腐败的清廷，从概念的萌芽，前后牛步慢行，走了34个年头，国家邮政局才于焉诞生。要探究前述第一点问题之前，请再看一纸万分难得的邮文。最近卢家富邮兄寄来大陆《中国集邮报》第542期〔2000年12月12日刊〕之“经眼录”专栏，有一文《读1865年上海工部局告白》，为邮政史家张林侠先生〔1996年《中国邮政图集》的主编〕之作，内有抄录“上海图书馆”珍贵文献图片内文，用以更正《中国集邮大辞典》修订版P.311页“上海工部局书信馆”之词条插图，论述P.309页“上海邮政研究”记载：“上海工部局书信馆主要经营外侨邮件，邮票是供在华外国人使用的”之缪误，与告白文献的内容不符。此文更正了一个不可争辩的史实：“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当时既收在华外国人的邮件，也同时收寄中国人的邮件，邮票更是华人与洋人共享”。兹将此一告白文献内容抄录如下：上海洋泾滨工部局处为设书信馆事，照得上海城关内外。向有中国信局送信前往各处，但此项信局代商送信收钱较重，期屡有不达之处。本局思念，此法于贸易事务有碍持续。工部书信馆专中外商客上海各口带信往来，其馆开设英界江苏路公平街后面，座东朝西便是。订于英八月初一起，而在南市地方量立分局，约于英八月初起办。本局并于汉口、九江、镇江、以及宁波、厦门、福州、烟台、牛庄、天津、北京、东洋、花旗、金山等埠另设分局，代办总理一切往来信札，所收信钱较为公道，寄送一切更为稳妥快捷，〔而？）无错。经查向来华人有信寄出，或有委托洋人代送，或有私托轮船水手人等带送，分文不赞。现今各洋行议定，以后华人寄信必须出钱，否则不应代送，亦不准轮船水手人等私下代友带信来往。工部局书信每日早七点钟至晚七点关馆收件，礼拜日早九点钟至十点钟，晚四点钟至五点钟开收往来信札。每封收钱若干，开列于后：信重一两或一两以下者收银四分
信重一两外至二两者收银八分
信重二两外至四两者收银一钱六分
新闻纸每张二分
日后书信馆有花印发行，每张或二分、或四分、或八分、或一钱六分。贴信或新闻纸，每封贴用一张，能代信资，免付钱文。本所发信银，实为有益于华人起见，特此出示。如有华人随时有信寄往以上所属各口，均可带至工部书信〔付？）银〔寄？）送特示。同治四年六月初十日
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八月初一日
注释：
1. 标题“上海洋泾滨工部局处”中之“洋泾滨”，为英国与法国租界地的界限，分南岸〔属法〕与北岸〔属英〕，后来因填河筑路，定名为“爱多亚”路。2. 内文有打”？”者，为文献图片中用墨较重，模糊而无法完全辨出之文字。3. 内文“本局并于汉口、九江、……东洋、花旗、金山等埠另设分局”，“东洋”意指日本，“花旗、金山”即指美国。 由邮史考证，这三个国外据点及“北京”、“天津”、“牛庄”都未设分局，它们只是邮政交换代办或托送处。内文指为分局，可能当时只是一种设立计画，或是名词定义不同所致。4. 内文“经查向来有华人寄出，……分文不赞。……华人寄信必须出钱，否则不应代送”。当时洋人商客大都采“按年捐金付邮资”，传有些华人民信局大量按件收费，统包于工部局捐金付资的邮件中递送，或是华人委托洋行挟代送邮，因此工部局吃亏才特示公告。但仍难防患，才于一八六六年四月一日公布废止，然上海贸易商人不肯放弃此一制度，实际上仍与“按件收资贴票”制度并行，直到1897年11月1日该局被收归并于大清国家邮政局为止，约达34年之久。5. 内文“订于英八月初一起，而在南市地方量立分局，约于英八月初起办。……，日后书信确有花印发行，每张或二分、……”，“花印”即指邮票。“日后”二字可证工部大龙邮票，并非发行于八月一日，而是日后的若干天。6. 内文“日后书信有花印发行，每张或二分、四分、八分、或一钱六分”。未列有一分银、三分银、六分银及一钱二分银面额的邮票，是因为这四枚邮票最早之版式各为#22号、#34号、#33号及#35号，可能是后来因邮资调整，或便利贴用而再印行的。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需开辟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1843年上海依约辟为外洋商端口，各国租界组织委员会主理其事，以”上海工部局”为最高行政机构。英、美、法三国分任委员，由英国驻沪领事担任主席，1849年7月11日制定及1854年7月17日修订租界法例。1863年3月上海工部局为了国外商行邮政业务的需要，与香港〔英邮〕邮政总局协议，于1863年7月13日建立了“上海工部书信馆”〔Shanghai Local Post Office〕，其业务范围为上海与本国沿海外侨租界、日本、及美国各商埠之邮件递送，并于1865年8月1日公告实施“按件收资贴票”制度，而发行首套“上海工部大龙邮票”。大龙邮票的发行，在国际上属于甚早期的邮票，仅较香港〔英邮〕首套邮票的发行晚了3年耳。1865年至1897年期间，上海工部书信又先后在汉口、烟台、重庆、镇江、九江、宜昌、厦门、芜湖、福州、南京及宁波、汕头、牛庄、大沽、天津、罗星塔、温州等处，设立书信馆代办所、分馆，或自行设馆以递邮营业。上述之前11处商埠，于1893年后陆续自行设馆，独立发行邮票。前述有关大清1878年成立“海关邮务处”〔CPD〕并发行“海关大龙邮票”、1896年设立“总邮政司署”〔IGP〕，翌年才成立“大清邮政官局”，而“上海工部书信馆”早于1863年设局，1865年发行“工部大龙邮票”，以及在上海图书馆文献图片抄录《1865年上海工部局的告白》一文。谈了一大篇，对有些邮学者所述上海工部局邮政为“侵我大权，攘我大利”、“为洋人在华使用的邮政，绝不是国家邮政”，我们可以比对出是有“以偏概全”之见，因为上海工部局早于1863年设立邮政，是华人与洋人邮件兼收寄递，乃为便利商行与民众，迈向现代化邮政业务之时代背景所产生，只有对传统的古驿站、民信局形成效率上的威胁。对后来居上，相迟有15年及30年之久才设立的大清海关邮政及国家邮政，直到赫德发觉形成业务上的竞争，才挟恃官威，倾力压制，并于1896年密令全国邮政总办葛显礼，以减半关费优待等办法，要求中外轮船拒载工部局各商埠书信馆的邮件。迫于形势，工部书信馆各商埠邮政于1897年10月31日正式宣布停办，不再发行邮票，隔日11月1日“上海邮政官局”接收归并了上海工部书信馆的馆所、办事人员、信差，保留“Shanghai Local Post”英文日戳，在国家邮政管辖下继续贡献32年；由留存的邮封与旧票考证，迄1929年左右才不使用这一邮戳，正式隐入历史。上海工部书信馆是在中国境内最早建立邮票发行及现代化邮政的机构，也催生了“大清邮政官局”的诞生，此乃其设立之初“无意栽花”，却成了后来“插柳成荫”之功劳。集邮家或邮学家，是研究邮票与邮史的专家，应了解历史，以澄清史实为职志。另有些邮学者谓：“上海工部商埠邮局藉大量发行邮票图利，制造变体票噬利”，这个评论有失公允。试想当今的任何国家，也都藉由提倡集邮，把贩售邮票营利挹注国库视为正途的。至于制造变体票者，邮史有考，集邮者皆知是一位被海关革职及被判牢刑的洋人绘图员兼印票监工费拉尔〔R.A. De Villard〕所为，连堂堂国家邮政鼎鼎有名的红印花及慈寿邮票，也都被染指有余。此属个人行为，应少怪工部商埠邮政。世代境迁已历138年，应是“以邮证史”之唯物史观作评价，邮学者不应“以泛政治化”或“以偏概全”的心态，来评论上海工部书信馆邮政，抹灭其对历史所作的贡献。第二点问题，“上海工部书信馆大龙邮票之发行使用日期，是否为8月6日”？李颂平于1972年书中P.5页，仍无法确定上海工部大龙邮票发行使用日期为七月、八月或是十月？由前述“上海图书馆”或“中国集邮大辞典”所示的上海工部局告白文献，及笔者于注释中之所见，其发行日期一定不是1865年8月1日，而是该月的月初之某日。如图二所示，为两枚版式#6号两分银最早使用记录之旧票，销盖日戳“Shanghae Local Post AU ? 65”。由于戳墨是蓝黑，邮票又是黑色条纹重叠，肉眼无法辨识日期，经以高倍放大及计算机扫瞄，过滤蓝色，可辨出年月日为“AU 6 65”，此1865年8月6日是否为发行使用首日？或是8月1日之后的何日？只好留待往后有档案史料的新发现，才可定案（图二：两分银版式#6号1865年8月6日最早使用大龙旧票2枚）。第三点问题，究竟“周炜良博士书中所述，编号E-1至 E-9之9枚试模样票〔Essay）”是假造品或为真品？这9枚票在最近6年被分2批出现在邮拍上，编号E-1至E-5的5枚为周炜良1995年辞世〔享年85岁〕后，刊登于1997年2月索斯比拍卖中出售，其中E-1及E-2为试样邮简中剪下之不同颜色的邮资票〔图三：试样邮简中剪下的蓝色与桃红色的二种邮资票〕。编号E-6至E-9的四枚票于1994年11月克里斯蒂拍卖行出售。当时许多集邮名家对这些试样票半信半疑其邮品之真伪，甚至于E-6至E-9这4枚票，得标者竟于得标后，疑为假品，将之退款返还克里斯蒂，失之交臂再将之追回时，票主已依当初得标售价调涨有3倍之高了。笔者在1997年2月曾赴索斯比拍场检视E-1至E-5的邮品研究后，心中已有定谱：该些试样票皆为真品无误。因为将E-3至E-5票所用纸质Wove Paper〔布纹纸〕、中英文铅版字型、油墨与颜色及印刷机着力溢墨痕迹等作比对，皆相同于正式发行版式之#1号至#4号同面额的邮票，是无可置疑的系出同门；只有中间的图案有所不同，试样票为“双龙伸展，拱珠其中”〔票面龙爪为四爪〕，正式邮票为“单龙蟠旋，翱翔云海”〔票面龙爪为五爪〕。此点完全相像15年后“De La Rue的邮票设计手稿”之与“大清海关大龙邮票”，连票图龙爪亦同有四爪及五爪之分。“中国龙”强调为五爪金龙，外国人在设计手稿或试样票误为四爪，俟正式定为邮票图案时自不迷糊，已修正为五爪。图四为这四种面额的两版试样票与正式发行邮票之对照（图四：左为上海工部书信馆大龙两版试样票，右为正式发行邮票），可一窥了然，辨其真伪。无独有偶，1996年8月上海市档案馆编制《上海档案珍品选》〔Selected Archival Treasures of Shanghai〕，书中P.40页彩图（图五：《上海档案珍品选》P.40页之上海工部书信馆大龙两版试模样票八枚及试样邮简一封）登出试样邮简1封及2版8枚完整的试模样票。至此，可以铁断编号E-1至E-9的9枚票为百分百的试样票真品了。为飨集邮同好之研究，顺便登录”上海档案珍品选”书中P.8及9页之上海工部局印章盖模2枚及局旗图案。其中印章一枚及局旗，皆显示有英、美、法、德、俄、比、义等12个国家之旗帜，代表共同管理上海租借地工部局。此标帜为1893年上海工部局发行市徽图邮票所用的中心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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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3/9/5 13:47:57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