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识与邮识
刘方宣
最近翻阅2003年各期《上海集邮》,读了第9期中王景文先生的大作《一戳揭开一团谜——华东区优军救灾临时邮资》。王先生通过对一件华东区区普混贴报值函件封的精研深析,发掘出鲜为人知的1950年华东区实行优军救灾临时邮资的历史。读后深为感佩。接着又读到2004年第1期中曹企新先生对前文的《几点疑惑》,以及王先生的答复,由此引起笔者的一些思考。
曹文对王先生研究的那件邮封提出了三点“疑惑”,其中主要一点是说邮封上有许多简化字,认为不符合1955年推行汉字简化方案以前人们书写的习惯,意即此封有作伪之嫌。对此,王景文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作了详尽的解释,说明不少简化字古已有之;还有一些简化字,抗战期间在革命根据地即已流行(笔者补充:1949年随着华东区各大城市的解放,许多在革命根据地流行的简化字,立即随解放大军的入城而在城市中广泛流行起来)。最后说明那个邮封上的文字完全合理,不存在作伪的破绽。
对于王景文这样一位知名邮学家的邮文,当然也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进行探讨,问题是要真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那位曹先生对汉字简体的流传历史尚缺乏了解,甚至还将村、邨二字本是同字异体误认为繁简关系,这样的学识水平,又怎能正确运用“文字辩伪法”呢?
由此想到,在集邮中我们或研究探讨问题,或命笔为文,首先应当重视学识的提高,这样才能做到邮识的提高,从而避免差错。
笔者还理解:学识有不同层面,基本的学识为常识,例如前面所提到的“村”、“邨”属于同字异体,不了解的一查字典便知,并无什么深奥之处,什么是简化字,什么是繁体字,这方面的知识也较易掌握。但在集邮中这种一般知识也马虎不得。不把基础打好,就会妨碍邮识的进一步提高。例如由众多集邮家、邮学家共同编写的《中国集邮大辞典》,号称是最具权威的集邮辞书,尚存在一些一般知识性的错误。例如与《西北科学考察团》邮票有关的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本是一位进行地理探测的探险家,这是一查阅《辞海》就清楚的,而《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去称其为“考古学家”。这反映编写者知识面方面的缺陷。集邮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只有不断扩大知识面,才能使邮识不断提高。
“学识”的进一步提高,就应是较为系统的“带有学术性的知识”,它比一般知识高深了许多。如前述简化字的行用历史,就比分辨简化字或繁体字复杂多了。就拿当今盛行的各种“原地”问题的讨论来说,要真正取得科学的结论,对于花卉题材的邮票,就应当掌握一定植物学的知识,甚至不同学派的观点;对于历史人物、民间传说等等题材的邮票,就应当掌握相关历史地理文化知识等等。同时还应客观地研究分析各种资料,避免思维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最后才能取得科学的正确的结论。
达到后一种学识高度,是要花相当功夫,做艰苦努力的。特32《中国制造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邮票,其标题是错误的。因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上海的造船厂就接受美国订货,制造了4艘万吨远洋货轮。特32邮票上的跃进号万吨货轮制造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早已不是“中国制造的第一艘”了。如果将邮票标题上的“中国”前面加上一个“新”字就准确了。邮票设计者由于不了解中国造船历史而造成这一错误,一些介绍邮票相关知识的著作也由于学识上的欠缺而继续这一错误,甚至加以发展。《中国集邮百科知识》作者,应当说是具有较高学识水平的,但仍由于对于我国造船历史知识的欠缺,不仅未发现,特32邮票标题的错误,大约为了向读者传播更“丰富”的造船知识,竟添油加醋地说旧中国不仅不能造万吨轮,甚至连小一点的轮船也造不了,只能修理轮船。这样的“知识”介绍得越“丰富”,不就是对读者的误导越严重吗?
回到开场的话题,关于邮品的辨伪,那就需要具备更高深、更全面的学识。它涉及社会历史背景、文化科学知识、邮票史和邮政史等等。只有不断努力提高学识和邮识,才能准确掌握。
(注:本文所引《中国集邮百科知识》一书中的例子是根据旧版;新版可能已作改正,未及查阅,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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