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若彬（蜀陵会员）

最近，我有幸收到伊犁州集邮协会转来一本樊伯秋先生编撰，经新疆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7月出版发行的《新疆邮政简史》(以下简称《简史》)，感到很高兴。因为，它是“新疆集邮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填补了新疆邮政、集邮史料方面的一个空白”。作为一个集邮爱好者能得到这本“不可缺少的读物”，确系不易。樊先生乃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集邮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写过100多篇关于新疆邮政史的文章，在集邮界颇有值得邮友们学习。我作为一个老集邮爱好者，读了《简史》后深有启示，获益匪浅。

伊梨“三区革命”时期的邮政史是新疆邮政史上特有的一页。由于当时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这里的邮政事业经过一段相当复杂的历程，其间出现过三区政府自定邮资标准并印制发行邮票，独立经营达5年之久的“三区邮政”，因而颇受区内外乃至国外集邮界的关注。多年来，在不同的报刊上刊登过很多有关“三区”邮票的专题论文。由于当前档案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有关邮票的发行、使用情况的原始档案资料不全，致有些作者从不同角度的理解出发，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产生分歧，各抒己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些年来，随着重要邮品的不断发现和讨论的加深，许多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分歧相继消除。但在有的问题的认识上至今仍争论不休。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关于“劳动人民图”邮票的实际发行时间。对这个问题，起初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意见认为是1946年下半年，第二种意见认定是1949年2月。其根据是走访邮政单位的老员工所收集的口碑资料。现在看来，在初期，因无权威资料证实，遂按照“当时三区邮政人员”回忆所提供的口碑资料加以记述，是可以理解的，无可厚非。而在1994年9月以后，当有关单位经过查阅三区革命时期历史档案资料所提供的史实，一再证明“1949年2月”之说有误。在这种情况下，按理，樊先生就该重视档案史料，尊重历史事实，及时修正自己论文中的错误。讵料樊先生在看过1994年9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和人民邮电出版社于1997年8月出版的《伊犁邮电志》之后，仍固执己见，坚持“1949年2月”之说。其间，还把他的上述观点扩散到《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西北卷》(以下简称“西北卷”))和《中国集邮大词典》中去，以致在全国乃至国外以讹传讹，贻误广大读者。甚至在时隔9年之后，以2003年7月出版他的大作《简史》时，依然不改初衷，硬是把“劳动人民图”邮票的发行时间说成“1949年2月”，这就实在大不该了。尽管樊先生在《简史》后附的《参考文献》的名称中，把《大事记》和《伊犁邮电志》也列了进去，那么，《大事记》第256页和《伊犁邮电志》第75页都明明白白记载着“劳动人民图”邮票的发行时间是1947年10月，这毫无疑问的是最有权威的信史档案资料了，而樊先生却视而不见，置两个权威历史文献于不顾，而将他在半个世纪以前所收集的口碑资料抓住不放，这就直接背离了从事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让人更费解了。

特别是当他在2000年接到湖北常珉先生寄来贴有“劳动人民图”邮票实寄封的彩色扫描复印件以后，所持的态度，更令人啼笑皆非。这个实寄封是1948年9月13日由绥定县芦草淘寄往沙湾县安集海的，贴有“战士”图票100元2枚，“知识分子”图票50元一枚。而对这个实寄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樊先生自称他“还参考了……尹立东等先生的文章”。可尹立东先生在《关于“劳动人民图”邮票》一文中谈到此套邮票发行日期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从所知实寄封看，最早的为1948年9月13日，故而发行日期是1949年2月的论点应予否定。”面对铁的事实，樊先生却独有见地，他在《一枚“劳动人民图”邮票实寄封》一文中，一方面也承认“这枚封的出现不仅使人们得到一枚真实可靠的三区实寄封，还为人们提供了研究三区邮政的许多资料。”既然认为这个实寄封“真实可靠”，就该深信无颖 ，可他又把该封斥之为“提前封”。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也许是鄙人孤陋寡闻，邮识浅薄，还未听说过什么邮票有“提前”贴用的。众所周知，任何产品在它正式产出之前，绝不会有谁能提前18个月就使用上。这是个最浅显的普通常识。况且，这个实寄封在“劳动人民图”邮票上盖有1948年9月13日的邮戳，这只能说明在此之前该套邮票已正式发行，而不会有什么“提前”贴用的可能。因此，请恕我不揣冒昧，班门弄斧，向樊先生进一言，请能面对现实，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广大读者负责的精神，挥起你的天山刽，把已往那种错误的东西断然砍去，不能再固执己见，继续贻误集邮界广大邮友了。

此外，顺便提一下，关于“劳动人民图”邮票中各枚票的名称。由于三区革命时有过游击队战士和民族军战士，而从未有“民兵”组织。因此，集邮界都称之为“战士”图邮票。樊先生已往有关的文章中也一直称为“战士”图。不知何故，这次出版《简史》时在96页突然出现“民兵”图票的名称，值得斟酌。